显然,牛根生在6月10日辞任蒙牛集团董事会主席,绝不嫌早。试想,如果半年甚或一年前牛根生离去,与今日离开有何不同?
2009年8月牛根生辞去蒙牛集团董事长职务,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为蒙牛董事局副主席,中粮集团于旭波任蒙牛董事长,蒙牛具体事务由总裁杨文俊抓,高高在上的董事局主席牛根生垂帘而不听政,这两年多做了什么?早走晚走又何妨?
2008年9月16日,北京奥运会刚完,央视《新闻联播》公布了22家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企业名单,蒙牛名列其中。在一次企业家聚会时,牛根生哭了,说蒙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,牛奶下架,股价暴跌,现金流危机,蒙牛将可能被外资恶意收购,民族品牌大旗将倒……
在现场的柳传志等当场表示愿意出手相救。其实,同在国际金融危机下,老柳当时也遇到了麻烦,财报显示联想亏损9700万美元,市场传说杨元庆要下课。2009年初,柳传志一声吼“联想是我的命,复出义不容辞”,65岁的柳传志重任联想董事局主席。柳传志回到联想很自在,他不怕大家说自己恋栈,也不怕说自己护犊子杨元庆,柳传志是联想的领袖,联想是柳的命。
与柳对比,牛根生的势场就差了许多,老牛的落泪不仅被网友骂作“鳄鱼的眼泪”,蒙牛的资金链也紧绷着。与其给老外,莫如给老乡?终于,2009年7月,央企中粮集团联手厚朴基金以61亿港元成立新公司入股蒙牛,新公司以20.03%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。当时,牛根生还在给自己找台阶:“我们不差钱,目前蒙牛现金储备12亿元,过一段时间发中报,现金储备至少32亿元以上。”
但此时,牛根生已经没了自己,他被按在模式之争中:国进民退。全世界都金融危机了,美国有6000亿美元的一次量化宽松,中国有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,全球都国进民退了,哪里听得到牛叫?
两年多后的今天,当宁高宁拿掉牛根生的蒙牛主席的帽子时,却惹恼了《南方周末》评论员李铁,《说不过去的中粮吃蒙牛》:中粮这样的央企连牛奶也要涉足,或让很多人吃惊。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粮油生猪统购统销的供销社时代?央企的定位到底是什么?我们在走过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弯路之后,对于国企改革的走向一度很明确,建立现代公司制度,抓大放小,有进有退,有所为有所不为等。时至今日,当我们看到中粮这样的央企在各种竞争性领域攻城略地,再来重温十几年前的国企改革原则,是否觉得恍若隔世?
不恍惚呀,今日国务院要整治公路收费,看那些心安理得闷头发财的公路机构,哪个不是央企、国企?
除去国、民之争,还有更大的模式区别。在中国模式这个宏大框架之下,同时运行着两套治理机制,其一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资源的大政府管理机制,这是从前三十年传承而来的。其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机制,这是前一个统治机制有所松动,而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生成的。
牛根生算是什么模式?他未满月便被父母以50元给一户姓牛并养牛的人家。牛根生说,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,不是在高速中成长,就是在高速中毁灭。结果他自己掉下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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